據報道在西部甘肅省隴南山區，某所山頂小學，1至6年級共100多個學生，只有7個老師，其中還有2位是外來的志愿者。他們的教室破敗不堪，課桌椅至少是幾十年前的，甚至根本沒有照明設備。校長稱，裝不起電燈，一般下午3點多，就讓孩子們放學回家。看到這樣的信息，愛通天下教育專員們都感到痛心。其實偏遠貧窮省份的農村地區，同時承受著教育投入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，成為教育均衡化亟須關注的地區。事實上，高考城鄉、區域性之間存在差異，加分等不公平也存在不公平因素，而正在進行試點的自主招生也可能存在瑕疵，公平成為從幼兒園到高考中全社會都始終關注的教育核心議題。

　　教育投入的巨大差距，主要源于其統籌層次太低。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本世紀初，全國大部分地方都把中小學下放到區，除了管理權限的下沉，對這部分義務教育學校投入的責任也落到了區級政府頭上。這一改革的初衷是調動基層辦學的積極性。事實證明，在改革初期，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。上海市教育系統人士向本報記者感慨：在發達地區的一些富裕區縣，一些重點中學“簡直應有盡有”。

　　但是在一些財力薄弱的區，政府辦學則屬勉力為之。特別是處在郊縣或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政府，還要貼補鄉鎮以發展農村中學，財力相當緊張。事實上，高考城鄉、區域性之間存在差異，加分等不公平也存在不公平因素，而正在進行試點的自主招生也可能存在瑕疵，公平成為從幼兒園到高考中全社會都始終關注的教育核心議題。

　　“投入的不均衡造成了事實上的教育不公平”，上海市華師大二附中副校長張大同表示，不容忽視的是，在城市里，財力薄弱的區往往地處中心城區外圍，成為近年來城市發展中的“人口導入區”，區級財政舉辦義務教育的壓力不斷加大;而市中心區則因為就學人數的減少，學校和學生得到的投入都越來越多。

　　從全國范圍看，義務教育經費以縣級統籌為主更凸顯出資金匱乏的矛盾。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中央占到了51%，縣鄉兩級只能分享約20%，而據中央黨校在“十五”期間的調研，全國在校初中生中農村學生占57.2%，小學生中農村學生占80%。而且縣級財政狀況普遍惡化，紛紛感覺力不從心。

　　此外，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是以稅收返還為主的，富縣經濟水平高，得到的返還就多;窮縣都是農業縣，得到的返還就少;這樣的結果是窮者愈窮。

　　據估計，我國要全面達到“普九”標準，資金缺口達630.68億元。這顯然是“以縣為主”的投入體制難以解決的問題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高中階段的基礎教育雖然不是義務教育范疇，但基層財政對重點高中都非常舍得投入。“重點高中是各個區教育的形象和品牌，他們的教育經費從未緊張過”，這位副局長直言不諱。

　　這反映出教育投入方面的另一種扭曲：各個教育階段不均衡。自中央這一級開始，公共財政過多用于高等教育，而對基礎教育的投入不足。

　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，我國初等、中等、高等三級學校生均日常教育經費與人均GNP的比例為0.05：0.15：1.93，同其他一些國家相差懸殊。研究表明，基礎教育階段占有政府經費分配比重越大，則經費分配越趨于公平，也有利于保證教育機會的公平。而我國財政教育支出在三級教育上生均投入相差過大，導致了教育投資內部結構的不合理。

　　讓愛通天下教育專員感到放心的是，上海各個階段的生均教育經費都高居全國前列，這意味著教學設施和教育質量的基本保障。

　　從2011年起，上海調整了義務教育公辦學校生均公用經費基本標準，具體為：小學從原來的每生每年1400元調整為1600元;初中從原來的每生每年1600元調整為1800元。

　　同樣是2011年，同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福建省福州市，義務教育階段生均公用經費標準，從小學350元/年、初中550元/年，提高到小學490元/年、初中720元/年，不到上海的1/2。

　　再以公辦高校生均經費為例，2011年全國平均水平是19952.96元，而上海的這一數據幾乎兩倍于此，達 38465.34元，僅次于北京，居全國第二位。

　　地區差距之外，就是城鄉差距。即使是在GDP總量高居全國之首的廣東省，截至2012年，全省農村義務教育仍有53億多元的沉重債務需要清償。

　　統計數據顯示，1995～2002年，東部3市(北京、天津、上海)與西部5省區(廣西、貴州、云南、甘肅和青海)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3.23倍擴大到了3.85倍，普通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2.65倍擴大到了3.39倍。

　　城鄉之間教育經費投入的差距則更大，以2002年為例：全社會各項教育投資為5800多億元，而占總人口60%以上的農村卻只獲得其中的23%。教育經費投入的失衡造成了辦學條件的失衡，繼而會導致教育觀念、教師素質、科研能力等軟資源的失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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